47岁借卵生子成功率_世界人口日｜常德小学生22年减半，官方低调放缓计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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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在中国落地实施，这是继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是中央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将进一步完善社会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促使全社会形成更加理性成熟的生育观念。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改革，此前在执行“一孩”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的地方措施也正在相应调整——比如曾作为重要管理手段的“一票否决”。
“今非昔比。”
53岁的湖南常德澧县澧南中学教师王铁桥望着空荡荡的操场叹了口气。他所在的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从2003年至今，学生人数减少了一半多。从前每间教室要挤五六十人，如今却是好几间教室都空了出来。
该校副校长刘正金认为，这主要原因是当地此前实施的严格的计生“一票否决”措施。
中国自1980年起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为将这桩“天下第一难事”落实到位，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收缴社会抚养费和“一票否决”等具体管理措施。
如果说社会抚养费主要是针对违反政策者的经济威慑，“一票否决”则直接关乎管理者的仕途前程，一旦计划生育工作不达标，即使其他工作再优秀，整个单位都将被取消评奖、评优资格。
湖南省常德是“一票否决”措施的发源地，因长期严厉执行该措施，一度成为标杆。在湖南全省计划生育综合考评指标中，常德连续近30年位居全省先进位置，其下辖的澧县曾四次获得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澧南镇敬老院平时住着三四十人，大都是农村孤寡老人，没有专业护工和医务人员。
超少子化
王铁桥1981年进入澧南中学，正是计划生育的起步阶段，他常常看到街上“一胎刮、二胎扎”的标语。这种警告逐渐传递到工作单位，每次开会，学校领导都要提醒，“计划生育是红线，碰不得”。
尚未公开出版的《常德人口与计划生育志》记载，1982年，常德市委、市政府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写进文件，规定将各单位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好坏，作为衡量这个单位全面工作的重要指标，各级评先，若计划生育没有达标，就不能评为先进。当时，控制人口数量成为首要的考核目标。1983年，常德市普遍推行“一票否决”制度。
无法知晓因政策原因减少的确切胎儿数量。2010年，原常德市委副书记曹儒国在纪念计划生育《公开信》发表30周年时说，“常德少出生251万人，节省社会抚养成本800多亿。”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常德0—14岁人口为75.63万，比10年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减少36万人，其占总常德人口比重为13.23%，分别低于同期全国17.26%和全省16.60%的比重。
人口学上，通常将014岁人口划为少年儿童组，其占比决定着未来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按照国际通行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20%—23%为正常，常德的13.23%为超少子化。
这样的变化在小学生人数上得到了直观体现。《常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志》中记载，1988年常德全市小学生人数为66.27万人，到2000年这一数字变为49.90万人，而到2010年，小学生人数萎缩至27.52万人。22年时间，人数减少一半多。
王铁桥在澧南中学教了30多年书，他印象中，学生最多时教室里能挤下六七十人，“走路都要侧着身体”，而如今每间教室只有三四十人，另有好几间教室一度空了出来，空荡荡的感觉让他有些不适应。
伴随着学生人数减少的，是学校的撤销与合并。
按照澧县政府最初的规划，澧南中学将与澧水桥头附近的澧州实验中学合并，原校址改建成一所养老院。但因学生和家长的反对，这一计划暂时搁浅。
33岁的原宜万乡村民周云记得，在他读小学时全乡有七八所小学，如今只剩下两所。澎湃新闻探访多所小学，有些被荒废，有些则被改建成了养老院。
原澧县澧阳镇第七完小荒废了近10年，早已听不见朗朗书声。如今校门锈迹斑斑，操场长满野草，“团结、严肃”的校训上面，挂着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牌子。
随着小学生人数的锐减，大量小学撤销或合并，澧县某小学已经荒废多年。
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老龄化
与少子化相伴的是老龄化。原常德市计生委主任、现任石门县副县长的车立平是较早注意到老龄化问题的常德官员。2012年常德市“两会”期间，车立平就提出建议，希望各部门高度重视常德市人口老龄化问题。
他发现，按65岁以上人口达总人口7%的国际标准，常德早在1993至1997年间已进入老年型社会。而学界一般认为，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
老龄化是全球人口发展的一个共同的趋势，而中国2015年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左右，老年人口在医疗、照料、护理、康复等等方面的需求给卫生资源和服务资源都带来了巨大挑战。而常德面临的形势则更为严峻。
车立平于1997年进入常德计生委工作，2012年离任，是常德计划生育政策变革的见证者。
他对澎湃新闻说，较之全国，湖南的计划生育政策偏严，但常德又进一步加码，导致常德独生子女比例高，因此老龄化速度快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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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全国为8.87%，湖南省为9.78%，而常德市达11.46%，人数达到65.32万人。
不仅如此，全国、湖南省和常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上升了1.91、2.31、3.50个百分点，常德市上升幅度远超全国、全省平均数。
这份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常德有各类养老机构264家，床位1.9万余张。即便是这样，这些养老机构也只为4%的老年人口提供养老服务，远不能满足常德日益突出的养老难题。
怡天苑养老服务中心是澧县最大的“公办民营”养老院，2011年投入使用。该院护工总管刘清华说，刚投入使用时只有80多位老人，现在已经住进了180多人，仅今年就来了50多人。养老院床位已经告急，正计划新建一栋同样规模的住宿楼。
住进这里的老人年龄在60—90岁之间，生活能够自理的需要支付每月900—1040元不等的费用。院长张玉山告诉澎湃新闻，每年财政会给予一些补贴，即便如此，维持养老院的运作仍然困难。如今，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已经找不到年轻人，护工不少是40岁以上的下岗工人。
目前澧县共有35所养老机构，除两所属于“公办民营”外，其余都是财政全额支持的乡镇敬老院。澧县民政局社会福利股股长孙兴元告诉澎湃新闻，这些乡镇敬老院多数由村委会或乡村小学改造而成，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条件都较差。
院长龚德福告诉澎湃新闻，2009年他刚调过来时，上级单位拨给每个老人的生活费每月仅有160元，他意识到只能“自立更生”，遂在敬老院修建了一个猪圈，后来又把敬老院前面的一片空地开发成菜园，这才让敬老院运转下去。
澧县政协201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该县自2011年出现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缺口，当年支付缺口为95万元，2012、2013和2014年分别为1575万、2300万和3000万元，全部需要财政兜底。
祖籍湖南的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曾研究过常德的人口和经济数据，他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期，现阶段人口对常德经济的影响表现尚不明显，但从近十年的该市的劳动人口比例看，常德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末期。
车立平说，老龄化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常德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医疗保健服务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应对更为困难。他说，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也对经济持续发展带来影响，民工荒、农民荒现象已经初现端倪。
怡天苑养老服务中心是澧县最大的“公办民营”养老院，床位已告急。
全省最高的失独家庭比例
由于长期坚持严厉的“一胎化”，常德独生子女家庭比例在全省居高不下。这在为常德赢得大量荣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规模空前的失独家庭。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上世纪90年代到常德做过调研，他分析，在同样的风险比例下，独生子女家庭比例高的地区，失独家庭比例自然也高。
据湖南省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常德有独生子女家庭922934户，占全部家庭比例54.22%，仅次于长沙的55.24%。其中，失独家庭为2867户，占全部家庭的比例为1.68%，全省最高。
常德卫计委宣传科长杨善军向澎湃新闻提到一件旧事：几年前，他邀请一位南京的人口学教授来常德做讲座，吃饭时他和另外三位计生干部陪同，聊到失独话题时，才发现四人中有三个人的家人或亲戚中都有失独者。
澧县计生局统计股股长曾昭阳感慨，仅澧县一个县的计划生育特扶对象，就比湖南许多地方一个市的特扶对象多。澧县一直是常德“一票否决”制度的执行典范。
8年前独女意外身亡后，刘慧琼就尝试过多次试管婴儿，但均告失败。如今53岁的她身患癌症，已彻底放弃了再生的打算。她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国家能够提高扶助标准，将每月340元的扶助金提高到1500元左右的平均工资，并针对失独家庭设立专门的养老机构。
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评估组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2014年4月23日到2015年4月底，根据各州市早期分别上报和评估组估算的数据，常德“单独二孩”政策下实际生育人数为4106人，占符合条件人数比例16%，这一比例在湖南所有州市中最高，但占符合条件的总体比例仍偏低。
常德的单独二孩实际出生人数占符合政策人数比例之所以比湖南其他地区高，是因为湖南其他地区受惠于“一孩半”政策，农村地区的“单独夫妇”此前已被许可生育二孩，因此“单独二孩”政策的目标生育人群，主要为城镇居民，因此所占符合政策的比例要小于常德。
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失独者，年纪集中在50—60岁，多数正在迈入退休年纪。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生活和养老问题将日益凸显。
去年，71岁失独者的黄秀萍病了8个月，由于丈夫已去世，她只能投靠长沙的妹妹。而其妹妹也已年过六旬。
黄秀萍的遭遇在这群同命人中引发共鸣。“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尚能行动的失独母亲龚平茹说，希望政府能担起为这个群体养老的责任。
目前看来，扶助政策与失独家庭的预期存在较大差距。澧县计生局奖扶办主任曾嵘说，计生部门也希望提高特扶家庭的标准，但澧县需要扶助的对象太多，县财政恐难以承担。“我们以前的工作做得最好，现在反而成了负担。”她感慨。
杨善军介绍，按照相关规定，国家财政会提供扶助金的50%，其余的一半需要省、市和县按比例分担，最后落到县里的一般为10%。对于基数庞大的常德来说，“每人提高一元钱，总数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今年，澧县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又新增了100多人，连同独生子女奖励扶助共新增7000多人。近一米高的资料摞了好几堆，曾嵘和同事正忙着将资料录入系统。
人口形势急转，常德计生一票否决力度低调放缓
怡天苑养老服务中心现在已经住进了180多人，仅今年就来了50多人，床位开始告急。
作为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措施的发源地，常德连续近30年在全省计划生育综合考评中保持先进位置，这一直为当地计生干部津津乐道。
原常德市委书记卿渐伟在纪念计划生育《公开信》发表30周年时说：“常德经济和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地全面发展，与人口计生部门担当的责任密不可分。尤其是近些年来，常德城乡发生的巨变，人口计生部门立下了汗马功劳。”
常德“一票否决”措施如何发端并推广？常德“一省两策”的局面如何形成？常德将如何破解目前的老龄化难题？
随着老年人逐年增加，怡天苑养老服务中心床位告急，正计划新盖一座住宿楼。
“天下第一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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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原常德地区行政公署递交给湖南省委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对“一票否决”给出定义：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即其他地方工作突出，而计划生育工作未达到要求的单位或个人，不能评先、评奖或提职晋级。
尚未公开出版的《常德人口与计划生育志》记载，1982年，常德市委、市政府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写进文件，规定各单位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好坏，作为衡量这个单位全面工作的重要指标。若计划生育没有达标，就不能评为先进单位。当时，控制人口数量成为首要的考核目标。1983年，常德市普遍推行“一票否决”措施。
澧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宣教科科长陈哲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他向澎湃新闻提供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了澧县推行“一票否决”的经过：
“1983年3月的一天，由县委书记陈彰嘉主持的县委常委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计划生育，原计划的两小时的会议开了整半天，刚到山东参观学习归来的县委常委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彭信梅、县计生委主任李爱莲分别介绍了荣成‘三为主’的计划生育先进经验、参观感受。会议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受‘三为主’启发，推陈出新的‘一票否决’终于被提到讨论议程。”
如今，刘光华、陈彰嘉、李爱莲等参与政策制定的亲历者已经离世，70多岁的彭信梅也已经退休。彭在电话中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已退休多年，不愿意对当年的历史做出评价。对于制定“一票否决”的经过，“具体经过记不清了”。
这项制度的另一位亲历者——原澧县计生委副主任任修书，向澎湃新闻回忆“一票否决”的来龙去脉。任修书1979年进入澧县计生委，历任计生专干、主任科员、副主任等职务，直到2011年退休，他笑言“一生都献给了计划生育”。
任修书于1979年被招为乡镇计生专干，1981年进入澧县计生委。“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增加到8个人。”任修书说，当时澧县有几十万人，要从多子多福的观念转变为“只生一个好”，压力不仅来自老百姓的不理解，许多单位领导工作积极性也不高，“你压一下，他就做一下”。
任修书回忆，彭信梅带队去山东、江苏等地考察回来后大受启发，组织召开会议。当时的县委书记陈璋嘉给各单位施压，说“你一个人做不好，单位所有人都会受影响”。而当时的背景是，各单位领导“各管一块，没有形成联动机制”。
“当时我们想，老百姓就怕罚款，干部他怕什么呢？你有岗位责任制，你的工作我怎么考核很重要，那就要给各级干部上‘紧箍咒’，让你每个干部非把这个事抓起来。因为干部有个评先评优，既然你计划生育搞不好，我就不给你评，然后延伸解释，就成了‘一票否决’。”任修书说。
澧县也因此是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执行的典范。任修书告诉澎湃新闻，计划生育一直是“天下第一难事”，推行“一票否决”后，则变被动为主动，“各单位都把计划生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澧南镇敬老院平时住着三四十人，大都是农村孤寡老人。
“尚方宝剑”
政策的压力至上而下，层层传递到村一级，他们基层的村支书往往成为对“一票否决”感受最直接的体验者。
为了保证每个村的考评不因计划生育工作被否决，不得不费尽心力保证本村不出现超生。
李远方是原澧县宜万乡花瓦村的村支书，在他印象中，1982年之前政策尚有回旋余地，他自己的两个孩子，正是在这之前“想办法生的”，但1982年后，政策很快收紧。
李远方说，那时农村有三大任务，即控制人口、上缴缴纳农业税和公粮。即使全村税收和公粮都缴纳齐全，只要有一例超生，就将取消“双文明村”的评选资格。
李远方说，乡里每年进行三四轮检查，有些是上级抽检，有些则是村与村之间互查。“上面的人一来，我们看到有人晾小孩尿布在外面就紧张”。
按当时的要求，第一次工作不达标主要领导取消评先评优，第二次就将取消提拔，如果有第三次则直接撤职。如果领导自己违反政策，也将直接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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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瓦村出现过一起“典型案例”。妇女主任李宽琳穿着宽松的衣服，把腹中的二胎藏了好几个月，但最终没能瞒过计生干部的眼睛。孩子尚未降生，李宽琳就离开了妇女主任的位子。
为了保证妇女不会计划外怀孕，李远方不得已采取一些“过激手段”。当地规定已婚妇女必须每年进行四次孕检，对于在外地无法回来的妇女，他收取每人200元的“押金”，每寄回一次孕检报告返还50元。
《常德人口与计划生育志》记载，1983年到1987年，常德全市有77个单位被“一票否决”，被取消评先、评优资格，全市有87名乡级以上干部因工作不力被调离，降级使用的有12名。
常德的做法得到了上级肯定。1987年，湖南省委下达有关计划生育的意见中，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和经济工作放在同等地位，列入议事日程”，坚持“两手工作一起抓，要像常德地区那样，在评先、评奖中由计划生育把总关，实行‘一票否决权’”。
《常德人口与计划生育志》记载，1988年6月，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推广“一票否决”，“自此，常德首创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逐渐在全省、全国推广运用。”
由于管理效果明显，多年来，“一票否决”的清单不断拉长。1991年，社会综合治理被纳入“一票否决”的范围；2005年，各地又把信访添加到“一票否决”的清单上。
一份常德市卫计委的内部资料在评价“一票否决”的效果时称：“强化了人口计生工作的特殊地位，犹如一把‘尚方宝剑’，督促常德市、县、乡各级领导以极大精力来抓人口计生工作”。
澧南镇敬老院平时住着三四十人，大都是农村孤寡老人，食堂的厨师也已年过五旬。
一省两策
1990年，《湖南省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在全省“开小口”，规定“夫妻双方系农民，有一个子女，家庭确有困难，可以照顾生第二个子女”。这项被称为“一孩半”的政策，逐渐在全国农村地区铺开。
但常德担心“开小口”后收不住，向湖南省政府请示，继续执行城乡“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至此，“一省两策”的局面在湖南形成。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分析，按照行政惯性，某个地方如果因为某种观念的提出，而被上级肯定并获嘉奖，后继者一般会下大力气保住这份荣誉。作为“一票否决”发源地的常德，自然不愿意因为“开小口”，而丢失计生先进单位的称号。
常德市从上世纪80年代就被誉为“十面红旗飘洞庭”，至少连续17年在计划生育考核中保持全省先进位置。
多家新闻媒体曾刊发《七届书记一个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天下第一难事》的报道，介绍常德澧县坚持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经验。
在不少常德人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是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
“满街都是标语，电视广播天天宣传。”61岁的失独父亲钟良平对当时的氛围记忆犹新，他在领取结婚证时，被要求先签订“一孩承诺书”，否则不予办理结婚手续。
45岁的龚平茹是一名医生，1991年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两年后又怀上了第二胎。当时龚的丈夫正在部队服役，获知她再次怀孕后惊恐无比，告诉她“这比天上掉下一架飞机还危险”。
这意味着，如果他们选择生下第二个孩子，夫妻二人的工作都将不保。对于都是来自农村的夫妻二人来说，丢掉“铁饭碗”的代价过于沉重。像大多数公职人员一样，“几乎没有犹豫，就放弃孩子了。”龚平茹说。
乔晓春上世纪90年代年曾到常德做过调研，他向澎湃新闻回忆当时的经历：一位基层计生干部晚上敲开了他的门，抱怨老百姓抵触情绪太大，不少人跑到了临近的湖北。常德的计生干部跑去“抓人”，却被湖北那边的老百姓拦下，质问为何两地政策不一致。
王铁桥的妻子刘月是湖北公安人，刘月娘家的四个兄妹中，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只有她生了一个。“回娘家都抬不起头，后悔嫁到这里来。”王铁桥说。
龚平茹说，为了保住工作，她身边的不少朋友，都有流产经历。
政策并轨
“一票否决”之下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在为常德赢得荣誉的同时，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压力，并让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凸显。
早在2004年，常德市委政研室联合常德计生委为政策接轨做过一次调研，这份《关于农村独女户生育政策的调查与分析》引述被调查对象的观点称，“农村独女户‘一省两策’的做法，使我市特别是边界县、乡计划生育干部常常处于‘理屈’的一方……农村独女户未经批准生育二孩，一直成为各级领导和计生干部心头永远的忧患”。
但直到2008年，常德才结束持续近30年的“一刀切”独生子女政策，与湖南省政策并轨，允许农村第一孩是女儿的家庭，再生育一个孩子。但此时，人口形势已经发生大变。
两年后的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常德0—14岁人口为75.63万，比10年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减少36万人，其占总常德人口比重为13.23%，分别低于同期全国17.26%和全省16.60%的比重。
人口学上，通常将014岁人口划为少年儿童组，其占比决定着未来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按照国际通行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20%—23%为正常，常德的13.23%为超少子化。
事实上，常德市有关部门早有察觉。原常德市计生委主任、现任石门县副县长的车立平在2012年常德市“两会”期间，就提交建议，希望各部门高度重视常德市人口老龄化问题。
常德卫计委宣教科科长杨善军告诉澎湃新闻，从总体数量看，政策并轨后，一票否决力度有所放缓。以澧县为例，2008年，澧县被“一票否决”的村和居民委员会为50个，2009年为35个，2010年为33个。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三个月后，湖南通过修正后的《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杨善军表示，国家人口政策调整的步伐很快，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远远超出了基层的预期，说明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55岁供卵还有机会吗
“我们制作的单独二孩标语还没有挂出去，全面二孩又要重新做标语了。”他说。
计划生育工作方式如何转型
全面二孩新政在多大程度上能提振生育率，缓解常德人口形势，尚待观察。
杨善军告诉澎湃新闻，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常德的申请人数占目标人群的三分之一，略低于湖南平均水平，计生部门对外称“基本符合预期”，但“我们都知道是遇冷了”。
“就像你请10个人吃饭，只来了3个人，你还能说不是遇冷么？”他分析，全面二孩可能也难逃遇冷的命运。
杨善军说，由于独生子女主要是“80后”和“90后”，2013年年底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让这部分人受益，全面二孩的受益人群主要是“70后”，而他们普遍已进入生育高龄，正在丧失生育能力。
常德卫计委办公室主任邹立新告诉澎湃新闻，政策虽然调整及时，但生育观念一时难以变更。由于常德独生子女比例高，许多人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个孩子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习惯了只生一个孩子。
邹有一位家境殷实的女同事，符合生育二孩的政策，但即使给她“做工作”也不愿意再生。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VIP产科主任罗莲珍告诉澎湃新闻，不管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孩，医院接待孕妇数量都未出现外界想象的“井喷”。在护士长刘蓉晖印象中，妇产科每个月接待分娩孕妇约200人，“没有明显的变化”。
最近几年，包括新华社在内的许多媒体，不断批评“一票否决”有违法治精神，其的清单内容也随之压缩，但计划生育一直是核心事项被保留。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计划生育工作方式如何转型，引发学界和民间热议。
回首往昔，任修书坦言当年的工作方式“有些粗糙”。但他拒绝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评价。他说，“一票否决”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如今人口形势已经大变，相应的管理和考核方式也应该做出调整，“我认为一票否决没有必要存在了”。
乔晓春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一票否决”、“基本国策”等口号之所以继续被提及，是因国家卫计委担心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会放松。但他认为，愿意生三孩的育龄妇女比例不到5%，继续执行严厉的生育政策已失去意义。
任修书说，卫生和计生两家单位合并后，计划生育的工作内容也应该与卫生部门配合，转变到为老百姓服务上来。前几天，他看到一则新闻，四川某地计生部门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不定期体检，他认为这才是计划生育工作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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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要搞‘一票否决’，就应该把这些服务考核纳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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